晋乘蒐略: 道亦有盗

康胖胖真能装

Sun, 16 Mar 2008 10:19:46 GMT

(补照片：咸蛋超人)

别人问我最近忙啥呢，我总爱很深沉的告诉他，我在搞明史，明史。玩笑而已，因为我到现在仍然很难相信自己居然会和历史这门学问发生什么关系。今天中午参加了一个童年玩伴的婚礼，下午被一位老师抓到学校办公室来帮忙写清代的货币制度。题目很难，因为我仅仅看过一些明代的东西而已。但是翻看了一些清代资料后，我毅然强行加入了明代的一节内容作为开始。手头毫无明代的资料，全凭记忆和一颗热爱装蒜的心奋笔直书。结果另我很震惊：康胖胖真能装！这么些破话居然翻来覆去写出这么多故作深沉的玩意来。看来我或许真能靠这个混口饭吃哦。

以下附康胖胖的装蒜实例。本篇文章的图片晚上回家之后再补上。

清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大多循例明代，因而清代初期的货币制度明显带有明代货币制度的影响。清代中期之后与西方诸国接触逐渐增多，社会的变革也推动了货币制度的演进。直至光绪年间“废两改圆”的重大改革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中国传统货币制度所遗留下来的局限性。因而了解清代的货币需要从明代开始。

明代初期的货币制度以“钱法”和“钞法”为官方准则。“钱法”是指以铜铸造的制钱的相关制度，“钞法”是指纸质货币“大明宝钞”的相关制度。需要注意的是，明代官方始终没有对贵重金属银做出官方的制度性规定。在明代初期，由于铸造铜钱成本高昂无利可图，所以明代政府推行“大明宝钞”。为了保证“大明宝钞”在市场交易中的地位，政府甚至一度禁止以制钱与银两进行交易。由于“大明宝钞”滥发无度，很快贬值并退出了历史舞台，使得明代政府被迫接受制钱和银两作为市场交易及税收的主要媒介。

接受制钱和银两作为主要货币的“被迫性”表现在明代政府对于货币的消极态度。在明代中后期，“大明宝钞”仅仅偶尔以财政性的功能出现，市场交易即税收完全依赖制钱和银两。对于制钱，明代政府始终缺乏铸造的热情，整个明代所铸造的制钱仅仅相当于宋代两年的铸造量。由于政府在铸造制钱上的消极，民间私钱泛滥，对小额交易的阻碍作用十分明显。对于银两，即使在明代后期的财政收入中银两的比例逐渐增大，明代政府仍然缺乏对银两的统一标准，任由民间自发调控，窖藏银两的现象十分普遍。

所以，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清代货币制度深受明代货币制度的影响。纵观整个清代，政府没有再发行无信用保障的纸币，货币制度以制钱和银两为主。尽管清代政府对于制钱和银两的标准制定比明代大为加强，但仍然很难认为其满足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直到西方银圆大量传入中国之后，清代政府最终才于光绪二十六年铸造自己的银圆。即便如此，清代政府铸造银圆时仍然面临地区间各自为政的窘境。

可以说，货币制度是嵌入一个国家社会经济体制的。尽管以现在的眼光可以轻易发现明代和清代货币制度的种种不当之处，我们仍然无法偏执的相信当时的人们可以做的更好。在当时的局面下，很难想象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货币制度会一枝独秀并承担起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职责。

阅读之《美洲精神》

Tue, 22 Jan 2008 15:49:20 GMT

(我很不开心，所以先写篇博客再去工作）

《美洲精神》，房龙的书。当时看到这本书的时候直接将它等价为《美国精神》，翻开目录一看才发现书分两部分：前半部分写美国的杰佛逊，后半部分写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于是南美洲就被我很无知的忽略掉了。虽然在精神上很愧疚，阅读行为仍然会坚持这种歧视：这不，我看完了杰佛逊的那前半部分就不打算继续看下去了。

房龙写这本书应该是在一战到二战之间的某个时间，记叙的又是美国建国时的绅士，所以个人感觉他并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记叙的方式相当飘逸，如果缺乏对杰佛逊和美国建国过程的了解，这绝对不会是一场愉快的阅读体验。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严格的事件记录留给那些正规的历史读物吧，我们在这里只需要让这个伟大的美国绅士以最恰当的方式表现出他的精神世界。

下面开始摘抄最喜欢的一段话。这段文字来自于杰佛逊给朋友的一封信：

“在阐述我们治理国家应遵循的原则时，我必须强调非常重要的一点，即：不要与人辩论或争执。我从没有看到过通过争论而能说服对方的情况。相反，我却见到过许多人越争越激烈，语言越来越粗鲁，甚至互相攻击。信念是我们冷静推理的结果，是我们经过独立思考，或者把别人的话放在心里认真权衡的结果，绝非是争辩所能获得的。这条准则使富兰克林博士成为我们当中最受欢迎的人。”

文中所提到的“相反”，正是我们在网上或现实中讨论和“阐述我们治理国家应遵循的原则时”所正在干的事情。当别人提出某项政策主张，我们不仅要证明这个混蛋是不学无术的白痴，更要证明他是道德败坏的恶棍。至于“冷静推理”、“独立思考”以及“认真权衡”，不过是别人应当对我方政策主张必须采取的态度而已。所以，世界仍让像杰佛逊当年的情形一样：在这些关于政策的争论中，我们“从没有看到过通过争论而能说服对方的情况”。

我想这正是我为什么会对美国历史如此好奇。这个国家的历史中总是充满了群体间的妥协和沟通。看林达的《如彗星划过夜空》时，十分感慨美国宪法的建立过程竟能做到如此程度的妥协和沟通。而房龙的这本书进一步告诉我，美国居然连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决定也曾在大陆议会墨迹一番。这样的历史才更真实。我从来不喜欢那些单纯讲述“光脚”民众一怒而起去反抗“有鞋”坏蛋的故事。

另一个好玩的地方是杰佛逊是汉密尔顿的矛盾。在《伟大的博弈》一书中，保守的杰佛逊由于对金融恶棍们的不信任，直接导致了美国开始一段没有中央银行的时期。而汉密尔顿似乎更为开明，不仅对金融业抱有更大的善意，也是中央银行的大力支持者。而房龙的论述角度则颠覆了这种印象：保守的汉密尔顿们影响到了美国的自由和民主，开明的杰佛逊创立了民主党并最终成为美国总统，使得美国不至于倒退回独裁社会。不管这两种说法哪个是对的，或者都是错的，总之我非常喜欢这两个人物。所以他们之间的矛盾留待之后的阅读去慢慢澄清吧，反正也不急于搞清楚谁对谁错。

最后，仍然要鄙视一下自己的势利。我相信玻利瓦尔的思想也如杰佛逊般伟大，但同时一想到如今委内瑞拉总统开的国际玩笑，阅读的欲望就会骤然消散。为什么我敢肯定玻利瓦尔的伟大呢？其实，只是因为房龙书中的一句话：“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他就指出了解决我们问题的惟一办法——建立南北美洲合众国”。

反正我是为这句话倾倒了。

全力以赴开始工作（附被枪毙掉的一节稿子）

Mon, 21 Jan 2008 15:07:41 GMT

费了不少功夫写的东西又大大的出了问题。调整了一下状态，整理了一下思路，从现在开始全力以赴，一定要年前搞定这件棘手的工作。挺恨自己为什么总有这么情绪的波动。没办法，过度敏感也不是个什么优点，只是没有办法改而已，更何况还断不了经常沾沾这个特点的光。以下是否定掉的一节，讲的是明代的运输和通信。这段文字的思路问题在于，本来应该用一个个横断面来填充细节的整体，被我试图用一个纵向的逻辑串起来。这是由于自身能力欠缺而盲目学习黄仁宇风格的结果。但是也没办法啊，当初除了他老人家的书实在都看不进去了。我不知道选择做这个东西是否正确，也不清楚自己能在这条路上走多远、赌多大。我只希望自己以后能安心下来走好这条路，不要再有情绪波动不要再有犹豫彷徨。对于康胖胖这样胸无大志的人来讲，稳定而惬意的小日子就足够了，不要对我报以太高的期望。万能的神啊，请让我解脱于思考的牢笼吧！Free me from thinking！

以下为枪毙掉的一节稿子：

交通是商业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尤其是明代的商人往往进行长距离的贸易。而进行长距离贸易同时对通信产生了相当的需求。与清代相比，明代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仍然非常落后。然而在此基础上考察两个朝代间的具体差异，可以探讨为何明代商人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商业活动，却一直到清代才最终产生全国范围内调配资金的票号。可见，商业的发展不能脱离其社会基础。从交通和通信的条件上讲，明代的社会基础可以支持商人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商业活动，但却无法支持对交通和通信条件要求更高的调配资金活动。以下我们从一些具体的方面考察明代交通和通信的发展状况。

“明代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船和车，南方水乡与海洋用船，北方平原地区多用车，沙漠地带采用骆驼队运输，山路运输多用牲畜驼运，部分山路和平原的短途运输，也出现了雇佣人背肩挑的现象”[1]。其中，海船的制造在郑和下西洋时期达到了巅峰。然而由于民间海外贸易多为沿海地区商人的走私，所以此处不考虑海外贸易的交通情况，只考察内陆间贸易以及陆上对外贸易的交通。并且，随着商业的发展，逐步出现了以运输为生的船户和车户。

在没有水道的平原地区，以车运输非常普遍。“车的运行多受自然地形的限制，‘凡大车行程，过河亦止，遇山亦止，遇曲径小道亦止。’所以在山路和南方一些不通水路的地方往往利用人挑，或牲口或骆驼驮运，这种运输便成为车船运输的补充。如扬州府江都县，‘贫者倚负担剥载，索雇直以糊口’[2]。‘临清有脚夫三四千人’[3]。北方的商人利用骡马作长途运输工具，如正德时期的山西蒲州商人王瑶，‘贩布、绢与诸商结队，雇佣骡马驮运，行货与张掖、酒泉一带。[4]’至于明代用骆驼作为运输工具的，如山西商人在蒙古地区经商、北京西山的煤运往北京城，都是以来骆驼队作为运输的主力。”[5]

以上的资料说明了明朝交通运输方面的基本状况。尤其是有文字资料表明山西蒲州商人王瑶“贩布、绢与诸商结队，雇佣骡马驮运，行货与张掖、酒泉一带。”可见当时的政府政策以及交通运输条件已经允许商人对商品进行长距离的运输，而且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运输的目的地并不是全国性的大城市，而是“张掖、酒泉”这样比较偏远的地区。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交通运输的条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发展，而不再局限于一些大型城镇；二是由于交通运输条件的发展，向偏远地区进行贸易是有利可图的。以上两点都说明明代的交通运输状况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使得全国性的贸易成为可能，而不必在局限于依赖于少数的大型城镇。

然而也需要注意明代交通运输仍然存在相当的局限性。虽然在以上的材料中表明商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贸易，仍然有大量的材料可以证实明代的交通运输面临着众多的困难，区域间的隔离也相当的严重。以下以大运河为例对此进行分析。有众多的资料认为明代的大运河对商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相当众多的资料表明，我们对于大运河的作用不能盲目乐观，同时需要对明代交通运输的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

内陆船运最重要的渠道是大运河。黄仁宇在《明代的漕运》一书中对大运河的作用进行了以下的论述：“同明代政府供应流动情况类似，漕河上的商品运输也以北方为主要去向而引人注意。……一般来说，这种贸易是不平衡的，北方主要是买方，南方则主要是卖方”[6]。需要注意的是，大运河并不是一条畅通无阻的水道，沿途设有大量的水闸和关卡。并且，由于大运河的主要功用是政府的漕运，所以运河上的商业运输并没有传统上认为的那样影响巨大。“在漕河的地理复杂和税收过重的情况下，私船感到与其跑完整个漕河水道，不如在其中一段之内跑短程更为有利。明代时期的旅行者经常提到，他们在行程中不得不换船。由于他们所出资乘坐的船只通常是货船（这种船把自己的加班出租给行人），他们在旅行日记中的有关记述，强烈地反应了这些货船经常从事短途货物的运输。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货物属于农产品。它们的运输虽然对全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不了什么重大影响，但是拓宽了地方物资交流，增加了农业收入。”[7]从这段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大运河并不是一条顺畅的通途。如果要利用大运河进行商业性运输需要面临大量的阻力和困难。对于旅行者而言大运河都处于一种被细碎分割的状态，自然可以想象运输难度更高的贸易性运输需要面临更大的困难。而且，必须考虑到那些可以留下文字性记录的旅游者往往属于文人阶层或政府官员，他们的社会地位都要远远高于四民之末的商人。所以，商人在进行贸易性运输时所面临的困难还需要考虑的更为严重。

交通运输所面临的问题有相当的部分是政府造成的，因为政府是交通运输网最大的组织者，同时也是最大的使用者。大运河作为重要的渠道，由于其承担着重要的政府运输任务，在普通商业中的作用并不能过分强调。上段引述中提到的“明代政府供应”流通，可参考黄仁宇在《明代的漕运》的一段论述。

“从经济角度来说，大运河对明朝发挥着命脉的作用。虽然我们早已知道这条水道在国家财政经济中起着主要作用，但是，明朝宫廷对于它的以来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远远超过了以前的历代王朝。元朝时期的运河不过是海运的辅助性交通，无关紧要。而在明代，大运河是京城和江南之间惟一的交通运输线，所有供应都要经过它。在供应名单中，除了谷物占据首要地位外，其他物品包括新鲜蔬菜和水果、家禽、纺织品、木料、文具、瓷器、漆——几乎所有中国所产的各种物品都通过大运河进行输送。诸如箭杆和制服之类的军需品，笤帚和竹耙之类的家用器具，也经过运河送到北京去。整个明代，这样的依赖性一直存在，从未中断。”[8]

所以，在考察大运河这个历史资料非常丰富的因素时，必须审慎的考察其与商业的联系，而不能从大运河的重要性直接推断出对商业的影响同样重要。如前所述，大运河的重要性对明代政府是不言而喻的，相关的资料也往往集中在这样的视角上。如果要详细考察大运河与商业的关系，由于商业在明代的不受重视，我们同样需要面临资料匮乏的局面。对于大运河与商业的关系，以下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大运河，以及明代其余的交通运输方式，都必然对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只是这样的促进作用不能估计的过高。这也可以部分的说明为什么商人以及商帮崛起于明代，却必须等待两百年以上的时间，直至清代才达到真正的繁荣。

“如果漕河能成功地、经济地将中国南北连在一起，如果两大地域的购买力和生产力结合起来，如果可以因物资、劳力、生产品和生产技术能够自由交流而受益，那么国民经济就会发展提高到新的台阶。可是无论如何，漕河都没有达到这个期望。其他运输系统，不如海运，对私有贸易的限制或许少些，双方之间组成的联系或许更有效。在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漕河这条南北运输干线沿线的商业发展明显落后于华南的发展；关于此点，我们在前面的部分中已经指出了。在明王朝统治的最后时期里，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大约在工部官员对木材商从60多位减少到七八个而感到悲伤的同时，户部尚书赵世卿于1602年报告说，在河西务，布匹存放量从160匹下降到大约30匹；在临清，同时注册的38名商人中只剩下2人还在经商。正如我们早就指出，这种贸易下降是由许多原因导致的，其中之一就是北方省份购买力下降。但必须指出，与此点相联系的是，漕河的商业发展从未建立在健全而宽广的基础之上，任何逆势都容易将之推到完全崩溃的边缘。”[9]

与交通运输的发展相较而言，明代的通信条件要大大落后与清代。由于所留下的资料非常少，往往需要根据清代的一些资料进行推测。可以肯定的是，尽管明代政府的“驿站”系统非常发达，普通人仍然要面临通信极度困难的局面。“在封建社会，封建统治者为了传达政令，接受地方官吏，‘驿站’。每个驿站设官主持，配备役夫、马匹和铺兵。共差或皇差，按驿传送，一驿接着一驿，，其紧急程度常以日行四百里、六百里、八百里而区别，驿马奔驰的情形，沿官道可见。……这在古代，设有如此完善的驿递机构传递公文，可以称的上是交通发达，邮通天下了。然而，驿站不理民事。所以封建社会已经延续两千年，直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民间仍处于书信不通的落后时代。”[10]在这样的局面下，民间的书信往来只能处在及其原始的状态。“官办邮政，自1876年由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建议创立，到1897年2月大清邮政开设”。虽然有清代商人自称民信局产生自明代，但是根据作者考据，认为“虽系经营民信局者所说，恐怕明代已有民信局是不可能的，至于乾隆朝以创立，亦怕早了。……我们倾向于民信局创设于嘉道年间。从嘉道年间到光绪二十六年少说已有八九十年，与民信局商人所说自乾隆朝‘创始迄今百余年’基本吻合。若说是乾隆朝，那至光绪二十六年就要160多年，显然是不可能的”[11]。由此可见，在明代，民间的书信往来仍然需要依靠往来两地的朋友捎带，而不存在一个稳定和及时的信件传递渠道。这个从大量的民间记叙中也可以推测出来。在清初，仍然有大量外出经商的商人音讯全无，直至家中子嗣长大成人之后外出寻找，方知生死。这决定了当时商业经营很难在广泛的区域内进行协调。这也就部分的解释了，为什么需要不同城市分号与总号紧密配合的票号无法在明朝产生，以及为什么明朝的富商巨贾会局限在对信息要求相对较低的实物贸易上。

[1] 《中国经济通史·明代卷》第876页

[2] 万历《扬州府志》卷一《总论》

[3] 《万历邸钞》第二册

[4] 《韩洛苑全集》卷五《封刑部河南司主事王公墓志铭》

[5] 《中国经济通史•明代卷》第876页

[6] 《明代的漕运》第183页

[7] 《明代的漕运》第182页

[8] 《明代的漕运》第15页

[9] 《明代的漕运》第199页

[10] 《山西票号史》第36页

[11] 《山西票号史》，第40页

房龙，钱满素

Thu, 17 Jan 2008 09:57:02 GMT

继续买了几本房龙的书。和上次的一样，北京出版社出版，年代较久远所以定价不高，同样是五折。这次在看的时候注意到了序言中的一段话，感觉说的非常之精彩。序言的作者是钱满素。摘录于下

“房龙说得好，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购买它的只会是智力非常发达的人。不宽容的根子就在于自诩正确的思维，在自以为唯一正确和永远正确的人看来，宽容就是宽容错误和邪恶，就是道德的沦丧。有史以来，所有的不宽容都是以‘上帝’或‘真理’的名义在向‘谬误’开展，真理是唯一的，而且只有自己掌握了它。文艺复兴迎来了观念的变化，怀疑和探索的精神抬头了。随之无休的宗教战争终于使一些人明白，谁又能独占《圣经》的含义呢？真理不能被垄断，灵魂拯救的道路也许不止一条，对信仰和思想的最后评判权还是留给上帝吧，政府无权干涉宗教，让所有的信念都享有同等的权利。 ”

晋商的叛国行为

Sun, 13 Jan 2008 03:10:35 GMT

（怪鼠熟最爱小萝莉）

根据《金融贸易史论》第8页。“明末，山西商人已经进入了东北地区，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占抚顺时，对在抚顺的山西、山东、河东、河西等豪商书‘七大恨’令其带回关内，[1]可见山西商人已和后金进行着贸易活动。清入关以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化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在镇压噶尔丹叛乱时，山西商人随军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除供应军队外，还对草原牧民进行交易。”

根据《金融贸易史论》第9页。“道光《万全县志》说到张家口名商八大家时：‘八大家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自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皆八家主之。’[2]”

根据《晋商兴衰史》第214页。“清入关后，顺治帝‘知永斗[3]名，即召见，将授以官，以未诣民□，力辞，诏赐张家口房地，隶属内务府籍，仍互市寨上’。[4]”

[1] 《清太祖实录》卷五

[2] 《万全县志》道光版卷十一

[3] 范家在明末清初期间的范永斗

[4] 乾隆《介休县志》卷9人物

各位看后什么感想？对于这些史料，我是用来证实明代晋商崛起的。

同时佩服一下研究晋商的前辈们，《清太祖实录》比较简单，然而从县志中发掘资料就是大大的困难了。《金融贸易史论》的作者是孔祥毅，山西财经大学教授（退休);《晋商兴衰史》作者张正明，山西社科院研究员。

可怜的茅于轼先生

Wed, 09 Jan 2008 16:52:49 GMT

关于茅于轼先生有两篇文章值得一看：

一是最近新出来的一个专访，重点说了一下所谓“提高大学学费”的问题。

二是笑蜀的一篇文章，几个月之前的了：“炮打茅于轼”之社会病理分析

（如果你不幸点开第二个链接还能看到康胖胖同学当初怒发冲冠的一段评论^_^）

只是想说一个问题：人家是真正弯下腰来做事情的人，说话自然很不硬气很不彻底。当然可以有很多角度指责老人，但如薛涌之流的再多惊世言论，在我心目中也不可能与茅于轼先生山西的小额信贷项目和北京的保姆培训学校相比。

比较好玩的一个问题是：穷人和富人到底该怎么划分？骂茅于轼的文章看了不少，这帮人中有人将富人定义为中国顶端的10%。实际上，按我的理解富人的定义应该比这个大。即使按10%计算，考虑到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60%（不知道出处，印象里应该是按居住地而不是户籍计算的），这个说法意味着城市人口有四分之一属于富人。当然，这个说法是绝对不会被承认的，因为实际上按民众心理计算的话10%仍然太高了。我看过一个研究中国中产阶级的文章，记不清具体数据了，但可以肯定调查显示月收入5000-6000的人并不会觉得自己是中产。如果把富人定义为中产稍往上，那么民众的心理标准应该是中国顶端的3%（这个数据记忆不清，应该是5%以下）。挺可怕的结论，因为当时文章的横向对比显示，印度有70%的人愿意把自己归为中产。古语有云：有恒产者有恒心。但现在看来，取得“恒心”代价远远超出一般程度的“恒产”。

最后仍然要感叹一下茅于轼先生的小额信贷项目，真是太不容易了。对比尤努斯挟诺贝尔来中国所引起的旋风，这位能坚持把事情做下去的老人才更值得敬佩。可惜在网上见不到几个对此事像样的评论。毕竟，小额信贷的热潮已经过去了，不赶热点的文字是很难有“价值”的。

对小额信贷有兴趣的朋友可参考北京富平学校提供的小额信贷项目报表。很震撼。

http://www.fdi.ngo.cn/ourwork/projects/prj_2006/mf/

2008年1月5日书单

Sat, 05 Jan 2008 05:09:47 GMT

注：原来在此处的“很黄很暴力”图片是不应该转载的，我为了自己暴虐式的“幽默”而完全忘记面对的是一个未成年小姑娘。郑重道歉，虽然估计她看不到，但这个自私的单方面的行为会让我心里好过一点。我真的错了。

《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公民社会》《全球化与后现代性》《全球化与现代性批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一套书。本来只想看看新自由主义和公民社会，最后经不住老板的推荐，一起拿下。

《困惑与诱惑》《危机中的变革》：都是讲晚清“千年未有之大变革”，三联出版。关于中国近代史一直了解非常少，看当时的中国人如何争论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即使从1840年算起，到现在也不过一百六十年多一点，中国人想法的变化速度始终惊人。更何况鸦片战争之后相当长时间内大家根本就没以为出了什么大事件。超浓缩历史，esspreso。

《宋代的商人与商业资本》：没啥可说的，参考资料。

《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目录里出现了票号二字，所以买下了。

《美国史事》《美洲精神》：房龙文集中的两本。看了目录，个人猜测《美国史事》的写作风格曾影响到林达；美洲精神写的是杰佛逊和玻利瓦尔，惭愧的很，看目录之前压根没想起南美洲。

《法国大革命史》：作者克鲁泡特金。以前的高中老师总是讲一个巴金的故事，说其中的“金”字就来自于这位作家。但之所以想买还是因为林达写法国的那本《带一本书去巴黎》。巴黎大革命是一段迷人的历史，因为身处其中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革命领导人自拉法耶特（这个词与巴黎的著名商场老佛爷是一个词）之后，基本都被继承革命的同志送上了断头台。而能征善战的巴黎人民呢，在兴致勃勃的处死路易十六之后，同样兴致勃勃的臣服在拿破仑皇帝脚下。回望浪漫之都的种种血腥，很难想象领导人民的究竟是自由女神还是撒旦。

《中国史学入门》：顾-吉页-刚病中的一本口述教学（原谅我，懒得查字典了，知道中间那字发音的告一声）。由于老人家在中学课本出现的次数较多，不能不信任。翻了翻挺好玩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提到的东西我基本都不知道。

《顾准的最后25年》：顾准，吴敬琏的良师益友，所以我一直拒绝相信网络上论证吴敬琏是坏人的文章。更何况这帮混蛋最近又开始论证茅于轼先生是坏人。顾准写的书怕是看不下来，所以看看传记还是不错的。比较佩服作者，居然专门研究顾准，让人不得不感慨：社会分工好啊。

《同舟忠告》：很薄的一本书，而且其中还包括《山西票商成败记》和《晋游日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同舟忠告》和《山西票商成败记》。根据我目前所知，这是唯一由山西票号工作人员写的书。作者李宏龄身处清末动荡年代，曾做到某票号北京分号的总经理，力主票号改组为现代银行，却被东家否定。几年之后，待到同样一个东家试图改组票号的时候，已经无力回天。这部分珍贵的晋商史料仅仅依靠一个残本流传下来，真的好玄。

《盐铁论》：超级著名的汉代史料。我这本是袖珍版。但是，即使再袖珍，也不能指望我随手带着本古文的书翻看啊。资料，权当资料吧。

关注苏联历史

Fri, 04 Jan 2008 09:15:24 GMT

提要：大清洗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先例：一个党一半的成员被捕，一个政权的绝大多数上层成员被处决，一支军队的中高层军官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国家的全体国民生活在恐惧之中。

70年后，普京在参加大清洗悼念时总结说：“这样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上曾反复上演，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之上。”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huangzhangjin/archives/120142.aspx

2007年12月书单

Thu, 27 Dec 2007 04:27:37 GMT

“凡诫言八条，曰淫荡、酣酒、斗狠、罔利、词讼、诡服、党比、傲惰。勖言八条，则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也。——古人总是比较优雅，看看这古代版八荣八耻吧。写的挺好，不诡异，真的不诡异。”

我决心将我买的书都记录下来，因为这样会显得我很有文化。

2007年12月23日 175.08元

《中国钱庄史》和《中国典当业史》：山西财经大学黄鉴晖作品。这位老先生是老财院的顶级学者，可惜校内影响不大。这两本书很薄，薄到几乎不像专著。但是看了之后就会明白社会科学也可以有全是“干货”的专著，不服不行。多牢骚几句，尽管世人在动情的贬低学术界浮躁，说这些混蛋不专心搞学术。其实，这帮混账才是浮躁的典范。当学术被简化为诺贝尔或美国范式，自然沉迷于快意恩仇，对严肃的学术视而不见。

《明代县政研究》：大家好，我是搞明史的。

《苏丝黄的世界》：还能有比这更温暖的购书行为吗？当你决定买下这本书时，就知道看她的机会微乎其微——因为你之前已经在各种渠道将她熟读了！所以，拿到书之后，只需翻开目录，看着一个个熟悉的标题傻笑即可。

《带一本书去巴黎》：作者林达！

《扫起落叶好过冬》：作者林达！抱怨一下，林达的书看了不少，但是从来没自己买过。现在不得不自己出手，可见身边的朋友圈变动巨大啊。

《神了》：作者连岳。本来想买《我爱问连岳》，但是当当居然卖断货了。连岳写圣经的文章在《南方周末》上曾经看过不少，颇感吃力。但这次希望能从中探寻一下连岳温柔的勇气究竟来自何方。

《明实录研究》：1，据说我是搞明史的。2，回来才发现这是研究历史学的学。汗，之前以为能当索引的。不过没关系，《明实录》估计也就充充样子而已。嗯，当然，《明实录》肯定买不起的，VERYCD下载，1.55G。

《我在美联储监管银行》：被《货币战争》恶心到了，需要一本好书来清热排毒。